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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网约车侵权纠纷责任承担问题研究
作者:卢震  发布时间:2018-08-23 15:45:28 打印 字号: | |
  论文提要:

网络预约出租车(简称网约车)与传统上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车辆的运营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在审判实践中应当准确把握网约车运营所具有的独特的法律关系。结合网络平台的介入程度、经济收益划分、信赖对象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驾驶员在网约车运营期间引发的侵权纠纷更适宜认定为履行网约车平台公司指派任务的职务行为。同时,公平合理的责任承担规则应当通过不同的网约运营模式和不同侵权法律关系进行确定。而在具体的责任承担顺位上,应当体现“保险赔付机制 平台赔付机制 平台追偿机制”的赔付思路。

本文首先介绍了现行驾驶员与网约车平台的协议模式的四种模式,即“自有车辆 直接雇佣”模式、“租赁车 劳务代驾”模式、社会车辆加盟模式、信息技术服务协议模式,并分析了现行关于涉网约车侵权纠纷责任承担的几种观点和研究中存在不足。

随后,本文从查清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角度出发,明确了网约车应当具备基本特征,并指出网约车与非网约车运营模式的区别和联系。

最后,本文就不同情形下涉网约车侵权纠纷责任承担问题提出了合理的解决对策,指出不同网约车协议模式下存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约车方式下对于运营期间的认定也应当具体的分析,网约车在运营期间实质上都是在履行网约车平台指派工作的职务行为,分别从承运方作为侵权人和被侵权人的角度对责任承担主体和承担方式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并明确了责任主体在承担了侵权责任后其追偿权的行使范围,提出了对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在网约车运营中拒赔的合理解决思路。

全文共9921字(包括注释)。

主要创新观点

1、明确了网约车的基本概念,详细对网约车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和认定。指出现行车辆运营模式中哪些属于网约车运营模式,哪些不属于。划清了网约车与其他形式车辆的基本界限,为查清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奠定了基础。

2、从不同网约车协议模式、不同侵权类型、不同案件情形、不同参与主体等多角度出发,对涉网约车侵权纠纷案件审理的事实查明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证。

3、对网约车运营期间认定、追偿权行使范围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思路这些方面提出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以下正文: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非巡游出租汽车服务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简称网约车)经营活动日益兴起。在审判实践中,网约车这种新兴事物引发民事侵权纠纷责任承担的审判思路尚未能够达成共识,网约车引发的侵权纠纷究竟应当如何承担侵权责任成为这一类案件的争议焦点。虽然2016年7月28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安部等七部门出台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网约车平台应当承担承运人责任,但是这只是从《合同法》的客运合同角度对网约车侵犯车内乘客权利的认定,对于其他侵权形式的认定未作出规定,也没有明确网约车司机和网约车平台的法律关系。并且,《暂行办法》也只是行政法规,能够指导民事审判的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尚缺失。案件事实通常是复杂的,法律规范也常常无法紧跟时代的步伐,我们无法苛求完美的法律规范,这就需要依靠法官在法律适用中通过公平合理的价值选择和利益整合来弥补法律规范的缺陷。本文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出发,试图对不同情形下涉网约车侵权纠纷的法律关系和责任承担方式进行分析和论证,以期有益于涉网约车侵权纠纷案件办理的审判思路。

一、现行驾驶员与网约车平台的协议模式

  (一)“自有车辆 直接雇佣”模式

  “自有车辆 直接雇佣”模式是以神州专车公司为代表,其运营采用的都是自己购置的车辆,网约车辆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属于网约车平台公司所有。网约车平台公司直接从市场上招募驾驶员并直接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网约车平台公司是用人单位,驾驶员是网约车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驾驶员根据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指派进行接单,获得的收益主要归驾驶员,但是需要按约定向网约车平台公司交纳一定比例的平台管理费,网约车平台公司也会给予驾驶员一定金额的补助。

  (二)“租赁车 劳务代驾”模式

  “租赁车辆 劳务代驾”模式是网约车平台公司向汽车租赁公司租赁车辆,由劳务公司提供有驾驶资质的驾驶员,驾驶员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在为网约车平台公司提供劳动,在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指令下进行接单运营,这种模式多见于一号专车。运营获得的收益也是主要归驾驶员,驾驶员也要按约定向网约车平台公司交纳一定比例的平台管理费,网约车平台公司也会给予驾驶员一定金额的补助。

  (三)社会车辆加盟模式

  社会车辆加盟模式是一些私家车注册网约车软件后,直接将自己的私家车或挂靠在租赁公司的私家车用于进行运营的模式,这种模式以滴滴、优步快车居多。这种模式下驾驶员也需要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指令下进行接单,运营获得的收益也是主要归驾驶员,驾驶员也要按约定向网约车平台公司交纳一定比例的平台管理费,网约车平台公司也会给予驾驶员一定金额的补助。

  (四)信息技术服务协议模式

  信息技术服务协议模式见于传统的出租车公司与网约车平台公司之间。在此协议下,运营车辆是出租车公司所有,驾驶员与出租车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是出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网约车平台公司只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只负责对介入平台的出租车提供乘客用车需求,同时向乘客提供出租车服务的相关信息,促成二者达成出租车服务协议。出租车驾驶员不需要根据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指令,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单,出租车服务费的支付也只是发生在乘客与出租车驾驶员之间,不经过网约车平台公司。

二、涉网约车侵权纠纷责任承担问题的司法现状

  (一)关于涉网约车侵权纠纷责任承担的几种观点

  在司法实践中,一种观点认为,网约车平台公司提供网约车服务属于居间合同行为。(1)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居间人网约车平台公司利用网络平台对用车需求和车辆信息进行处理为驾驶员与乘客订立合同承运提供的机会,驾驶员作为委托人向网络平台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报酬。乘客是与司机直接成立的运输合同,网约车平台公司只是促成交易的媒介,驾驶员是否接单完全自愿,并不完全受网约车公司的监督、管理、指示和控制、也不从网约车公司获取固定的劳务报酬,因此网约车驾驶员并非网约车平台公司的雇员。在出现侵权行为时,应当由驾驶员自行承担赔偿责任。(2)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责任,只有在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时才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如网约车平台公司未依《暂行办法》等法律规定对网约车驾驶员的驾驶资质和车辆运营资质进行审查道州侵权行为发生的。

  另有观点认为,网约车平台在网约车服务中的地位,不是简单的居间服务提供者,更接近于与乘客和驾驶员为相对人的一方交易主体。(3)因为网约车平台公司在提供信息匹配的服务的同时还参与载客运营中的利益分配,驾驶员需要经过在网约车平台注册才能运营表明,网约车平台公司对驾驶员存在管理行为。从有偿服务和管理的角度来说,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负有赔偿责任。《暂行办法》也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承担承运人责任,保证运营安全。但是,网约车平台公司与驾驶员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不存在稳定的劳动或劳务关系,不应将认为驾驶员侵权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但是,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说,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承担责任。驾驶员的赔偿能力比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赔付能力差,如果不让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责任可能会出现既不能满足受害人赔偿请求,又出现因无力赔偿导致驾驶员贫困的结果。因此,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对驾驶员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4)

  就支持上述有关“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前提下,还有观点认为,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对驾驶员的侵权行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5)即在责任保险赔偿的限额外,受害人既可以向驾驶员索赔,又可以向网约车平台公司索赔。若网约车平台公司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不存在过错,则有权在赔偿受害人后,向驾驶员追偿;若网约车平台公司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有过错,则依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首例被公开报道的网约车交通事故侵权案判决(6)则认为,驾驶员虽然没有未与网约车平台公司签订劳动或者劳务合同,仅仅通过网络平台注册为网约车驾驶员,且网约车司机的注册亦不具有唯一性,双方缺乏劳动关系的人身依附性,但从网约车的运营方式角度来看,乘客通过网约车乘客平台与网约车平台公司达成客运合同的协议,并由网约车平台公司将其与乘客达成的客运合同交予驾驶员履行,即驾驶员系接受网约车平台公司指派从事客运活动,且对客运合同的成立无任意性否决权,应视为驾驶员系履行网约车平台公司指派的工作,故网约车平台公司对其指派廖国云履行其客运合同义务的职务行为应当由承担无过错的替代赔偿责任。对于先行赔付的责任保险部分,交强险应当依法赔偿,但是由于案件中网约车驾驶员将私家车变为运营车辆且未及时书面告知保险公司,增加了保险标的的风险,商业三者险不予赔偿。

  (二)当前涉网约车侵权纠纷责任承担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除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于网约车审理规范的阙如。在司法实践中,驾驶员与网约车平台存在如“自有车辆 直接雇佣”模式、“租赁车 劳务代驾”模式、社会车辆加盟模式、信息技术服务协议模式多种合作模式,如果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车辆经营服务业的发展,亦有可能出现其他的合作模式。但是,究竟哪些合作模式才能够被定义为网约车,适用网约车的法律关系和案件审判思路需要还需要予以明确。对于涉网约车侵权纠纷责任承担问题的分析,应当是全面的,不应仅限于作为承运方的驾驶员和网约车平台公司或第三人侵犯他人的权益,还应当包括他人侵权承运方的权益。不同于传统的运营车辆的运营模式,由于网约车往往是通过网络平台预约的方式非巡游载客运营的,涉网约车侵权纠纷中的各种行为的认定还需要结合网约车的基本特征和实际运营情况得到更为深入、充分的考虑。网约车存在多种运营模式,也就不能以仅一种法律关系来认定不同合作模式下的网约车侵权纠纷,不同合作模式下的涉网约车侵权纠纷的责任承担主体和方式也需要得到更为充分的考虑。在侵权责任法的框架下,保险赔偿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对于未向其书面通知擅自将车辆改变为运营用途的被保险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部分保险公司通常予以拒赔,一些驾驶员偶尔从事的网约车经营性活动是否符合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的“显著增加保险标的风险”的情形仍具有争议,也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三、网约车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在涉网约车侵权纠纷案件审理中首先必须要明确网约车的基本特征,划清与其他形式车辆的界限,明确属于涉网约车侵权纠纷的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才能更加合理的进行法律适用。根据《暂行办法》第一章第二条第二款(7)的基本精神,审判实践中网约车应当认定为依托信息网络平台进行非巡游预约乘客的营运车辆。

  (一)依托信息网络平台

  不同于传统运营车辆的是,网约车给人最直接的特征就是驾驶员和乘客可以通过在网络上下载并注册网约车平台APP的方式进行客运交易,网约车运营的各要素是通过网络平台整合起来的。驾驶员需要在注册网络车平台的账户并接受的资质审查后,才能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在招揽乘客时需要在乘客向网约车平台发送的预约信息后再由网约车平台为驾驶员指派任务。乘客与驾驶员之间的交易只能借助网络平台来完成,对于网络平台具有依赖性,驾驶员是否能够接单运营需要在网约车平台的指令下完成。《暂行办法》肯定了网约车的合法性,实质是肯定了依托网约车平台进行运营的合法性,一些不具备传统条件下运营资质车辆只有通过国家认可的网约车平台才能具有合法运营资质。乘客选择接受网约车服务而是基于对于网约车平台的信任不是对于驾驶员的信任。因此,利用信息网络平台是网约车鲜明的特色。传统出租车驾驶员虽然在运营中也常会利用网约车平台和乘客达成交易,但是这种利用不具有依赖性,因为传统出租车驾驶员不需要受网约车平台的约束。因此,“自有车辆 直接雇佣”模式、“租赁车 劳务代驾”模式、社会车辆加盟模式都属于网约车运营模式,而信息技术服务协议模式不是。

  (二)非巡游预约乘客

  网约车与传统出租车的最本质区别,应当是网约车只能通过非巡游的方式进行揽客。传统出租车招揽乘客是巡游的方式,可以在街上行驶随叫随停,或到车站、商场等公共场所主动揽客。而网约车只能在乘客预约用车后在网约车平台的信息指令下接单运营,而不能以巡游的方式主动选择乘客。在《暂行办法》出台之前多有传统出租车驾驶员认为网约车是在用不正当的竞争方式抢占自己的生意,但实际上依法按照非巡游方式运营的网约车并不抢占以巡游方式运营的传统出租的业务,网约车的优势可能主要还在于价格低廉方面。是否巡游揽客是区分两种不同的运营方式的标志,不能将二者的服务方式、范围混为一谈。正如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的判决“驳回了伊利诺伊运输贸易协会(是美国的一家由出租车公司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禁止uber等网约车平台公司运营的主张,认定Uber、Lyft和传统的出租车是不同的类型服务,可以对两种运营方式制定不同的监管方式。网约车平台不需要接受类似传统出租车的价格监管,网约车驾驶员也不需要获得传统出租车的经营牌照”。(8)传统出租车在利用网约车软件运营中,由于不需要受网约车平台的约束,仍可以自由选择巡游揽客,同样也可以以此论证信息技术服务协议模式不是网约车运营模式。

  (三)属于营运车辆

  网约车也应当是运营车辆。同传统的出租车一样的是,网约车从事的营业性运输,是为社会提供劳务、发生各种费用结算的运输模式,网约车之所以需要管理正是因为私人车辆从事经营性服务增加了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发生交通事故商业第三者保险拒赔也正是因为网约车驾驶员私自将保险标的变成了为营运性质。只提供劳务而不发生费用结算、收取报酬的行为即使通过网络平台预约提供服务也不是网约车,比如免费的搭乘便车等,属于好意施惠,这与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服务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只发生费用结算但是没有为社会提供劳务进行运输活动的行为也不是网约车,比如如果通过网络平台租车仅仅供自己代步使用或好意搭乘他人,没有发生以营利为目的提供劳务行为,则不属于网约车。又比如最近兴起的摩拜单车,虽是通过网络平台的预约用车,还是费用支付,但是摩拜单车的使用目的最终是为了作为自己的代步工具,而不是以此作为载客运输的营利工具。

四、涉网约车侵权纠纷责任承担问题的解决对策

如上文所述,由于信息技术服务协议模式不属于网约车运营模式,这种模式引发的侵权纠纷可以按照传统的出租车侵权纠纷处理,本文对此不再赘述。本文将对就“自有车辆 直接雇佣”模式、“租赁车 劳务代驾”模式、社会车辆加盟模式这三种网约车模式下承运方侵作为侵权人或被侵权人的情形进行探讨。

  (一)对网约车运营期间引发的侵权纠纷的行为认定

  无论是哪种运营模式,驾驶员在网约车运营期间的行为均属于职务行为。认定工作人员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一般从以下几方面考虑:法人的工作人员所为的行为;法人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时间即地点所为的行为;工作人员依法人的名义行为;从行为的外观上足以被认为属于职务行为,依社会共同经验足以认为与法人职务有相当关联性;行为的受益人为法人。(9)从网约车的运营模式来看,网约车平台对于交易活动的介入程度较深,对于服务内容与标准、价格确定及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合同条款都是由网约车平台确定的,在网约车交易行为中,驾驶员没有自主选择权,驾驶员只能通过网约车平台指派或抢单与乘客达成交易,(10)而不能主动选择具体的交易对象;乘客对于网约车服务内容、质量的信赖,不是以具体驾驶员的信用评价为对象,而是以网约车品台的经营理能力为基础的,网约车平台会对那些信用评价较低的驾驶员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网约车平台将乘客与驾驶员之间的陌生关系转化为对网约车平台服务的信任;网约车平台从经营活动中获益是以直接从驾驶员向乘客收取的承运费中按比例抽成的方式得到的,网约车平台也会时常对驾驶员进行补贴,这一点从外观上看,类似于传统出租车驾驶员向公司交份钱的同时公司给驾驶员发补助;网约车平台也承担着对驾驶员的经营资格进行资质审查和日常管理的职责,《暂行办法》除规定了网约车平台公司需要审核驾驶员的从业资格条件,还规定其“应当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因此,网约车运营中网约车平台承担不是简单的“交易撮合”,而是“承运服务”,(11)驾驶员系受网约车指派任务履行平台与乘客之间的客运合同,符合“因执行工作任务”等情形,属于职务行为。

  (二)对涉网约车侵权纠纷中运营期间的认定

  认定驾驶员是在执行网约车平台的职务行为的一个关键前提是该行为发生在网约车运营期间。传统的出租车有固定的运营时间,运营车辆外观上也有较为明显的标识,认定驾驶员的行为是否在运营期间通常只需认定驾驶员的行为是否发生在出租车公司规定其运营的时间段。与传统出租车不同的是,网约车运营时往往没有网约车平台固定运营时间段,很多情况下都是预约接单,在认定驾驶员的行为是否在网约车运营期间时也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驾驶员和网约车平台公司签订了固定时间段运营的协议内容,当然可以以双方约定的时间段作为驾驶员的运营期间。如果双方没有关于固定运营时间段的约定,属于随机预约接单运营的方式下,不应以驾驶员网约车打开及关闭网约车软件作为运营期间,而是应实际考虑驾驶员具体何时开始应当执行网约车平台的指派任务及何时结束执行任务。因此,对于随机预约接单运营的驾驶员,通常情况下无论是网约车平台对其派单还是让驾驶员抢单,应当以网约车软件给驾驶员发出派单或抢单信息之时起作为运营期间的起点,若乘客在实际搭乘网约车之前驾驶员取消订单或乘客取消订单,则运营期间到此结束;若驾驶员接单成功并实际载客运营,应当以运营服务结束之时为运营截止期限,运营服务的结束应当以乘客成功远离网约车的控制范围为准。(12)对于预约用车时间较长不能在接单后既时载客的约车方式,如一些网约专车可以允许乘客提前预约几天后的用车,这种运营模式下,如果以派单、抢单或接单时间为运营时间起点是不合理的,由于距离实际载客时间较长,驾驶员在接单后发生的一系列行为与较长时间后的载客之间很难建立因果关系。对于这种情况下可以以驾驶员实际载客作为网约车运营的时间起点,如果驾驶员指出实际载客前一段时间内发生的行为是在执行网约车平台的指派任务工作期间,应当由驾驶员承担举证责任。

     (三)不同网约车运营模式下的责任承担方式

  “自有车辆 直接雇佣”模式下驾驶员作为网约车平台公司的员工直接与网约车平台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二者属于劳动关系。在此种情况下,在网约车运营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在责任保险限额外,应当由作为用人单位的网约车平台公司为驾驶员承担替代赔偿责任,对于网约车平台公司适用无过错归责;作为承运方的驾驶员在运营期间受到他人侵害的,可以参照工伤赔偿的规定在贯彻工伤保险优先赔偿原则下用人单位承担无过错责任。(13)

  “租赁车 劳务代驾”模式下驾驶员是劳务公司的是驾驶员的用人单位,与驾驶员具备实际上或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网约车平台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有类似与劳务派遣的特征。可以参照《侵权责任法》第34条之规定,驾驶员作为被劳务公司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网约运营的任务造成他人损害,在责任保险限额外,由用工单位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劳务公司作为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补充责任;作为承运方的驾驶员受到他人侵害的,可以参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由劳务派遣单位劳务公司与实际用工单位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社会车辆加盟模式下驾驶员与网约车平台公司通常是短暂的、一次性的劳务关系,可以考虑将其认定为一种新型用工关系,虽然网约车平台公司没有与驾驶员签订书面的劳务协议,但是在法律特征上更贴近于事实上的劳务关系。《暂行办法》也规定网约车平台的公司应当“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实质上明确了网约车经营模式是具备用人或用工特征的劳动或劳务关系。在归责上原则上,驾驶员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在网约车运营期间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在责任保险限额外,应当由接受劳务的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提供劳务的驾驶员因履行网约车平台的承运任务致使自己受到伤害的则应当适用过错原则,根据驾驶员与网约车平台公司之间的过错分担责任。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若作为雇员的驾驶员在运营期间如果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自己受到损害,可以免除或减轻接受劳务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赔偿责任;若作为作为雇员的驾驶员之存在一般过失,则不能减轻接受劳务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赔偿责任。

  (四)涉网约车侵权纠纷中的追偿权行使范围

  涉网约车侵权纠纷作为一种民事侵权案件,网约车平台公司无论作为用人、用工单位,还是雇主,再履行了网约车驾驶员职务行为的替代赔偿责任后,可以享有一定的追偿权,但是也可以放弃这项权利。考虑到网约车平台公司与作为工作人员的驾驶员经济实力对比及双方的关系,应当严格限制其追偿的范围。

  网约车平台公司能够进行追偿的一种情形应当是其与驾驶员之间存在关于追偿的内部契约关系,如“自有车辆 直接雇佣”模式下网约车平台公司与驾驶员经民主协商约定,驾驶员在发生事故后,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了替代赔偿责任后,驾驶员再按一定比例金额支付向单位支付赔偿金额,或单位有权对驾驶员作出相应的处分。网约车平台公司能够进行追偿的另一种情形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的规定,即“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审判实践中,无论驾驶员无论作为网约车平台公司的雇员、正式员工还是劳务派遣用工人员,当其在运营期间致人损害行为的达到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程度且该行为超出了法律赋予的职权或单位的授权范围时,即使仍与其职务存在相当关联性,但是由于其过错程度较重,与职务的关联性已相对或大大降低,如驾驶员因行车路线或费用结算等问题和乘客发生纠纷,进而殴打乘客或侮辱乘客人格的,从网约车运营性质和网约车平台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角度考虑,此种情况下,驾驶员应当与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担了连带责任后,有权向驾驶员进行追偿。

  如果是驾驶员在网约车运营中受到第三人损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则上应当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由于驾驶员是因执行网约车平台的工作任务期间受到的伤害,亦不能完全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赔付责任或雇主责任。但是,一般认为此种情况下,在社保部门、单位或雇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具有向第三人的代为求偿权。(14)

  (五)涉网约车侵权纠纷中,对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增加保险标的风险的认定

保险赔偿在侵权纠纷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涉网约车侵权纠纷中争议较大的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在网约车运营中发生事故造成车外人损害时是否应当赔偿问题。《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18条第2款的规定:“在保险期间,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者被保险家庭自用汽车、非营业用汽车从事营运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在“自有车辆 直接雇佣”和“租赁车 劳务代驾”两种运营模式下,系专门从事网约车运营活动的模式,被保险人将车辆用于经营性运输前未书面通知保险公司的,必然会增加机动车的使用风险,应当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不能的风险。但是社会车辆加盟模式下的网约车多是私家车兼职运营,从事经营性活动并不是常态,甚至仅在一段时间内偶有进行营运活动。

有观点认为,社会车辆加盟模式下,如果让不经常从事营运工作的网约车驾驶员因偶尔的几次营利性活动就视为显著增加了保险标的的风险是不合理的。根据《保险法》第52条规定,被保险人显著增加保险标的风险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如果从事网约车运营要以增加保费或解除保险合同为代价,出于运营成本的考虑会影响社会车辆加盟模式运营的积极性,由于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驾驶员职务行为的替代赔偿责任,也会加大驾驶员与网约车平台之间的矛盾。可以对社会车辆加盟模式的运营里程和次数进行统计,对于运营里程和次数极少的,不应视为显著增加保险标的的风险;对于达到一定运营里程和次数需要交纳经营性车辆保费的,也可以根据车辆运营里程长短和次数多少以阶梯递增的方式交纳的保费。

笔者认为,法院应充分尊重保险合同条款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之间的约定及约束,不应擅自认定这一条款无效,即应认定只要被保险人在未及时书面通知保险公司的情况下将车辆变为营运性质,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部分有权拒绝赔付。根据个别车辆的里程和次数确定来确定保险标的风险程度和保费的增加额度,在实际中难以操作,也会花费大量的调查成本。由于网约车平台要为驾驶员的职务行为承担替代赔偿责任,可以由驾驶员和网约车平台公司协商分担或由网约车平台公司单独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费。同时,也可以建议保险公司对社会车辆加盟模式的网约车的所征收保费适当低于其他模式的营运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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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蔚冈:《专车立法在促进创新吗》,载《财经法学》,2016年第2期,第71页。

(2)详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02535号民事判决书。

(3) 唐清利:《“专车”类共享经济的规制路径》,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第293页。

(4) 详见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3民初95号民事判决书。

(5) 刘明:《网络预约出租车的侵权责任分担机制》,载《财经法学》2016年第5期,第56页。

(6) 详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25288号民事判决书。

(7) 内容为:本办法所称网约车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记住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费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的经营活动。

(8) 同样的美国法院司法判例可见于:康涅狄格州地区法院驳回15家出租车公司诉Uber不正当竞争案等。

(9) 王利明主编:《民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0-700页。

(10) 如果驾驶员过多的取消交易,网约车平台公司有权对驾驶员采取必要的处分措施,如限制接单或扣钱等。如果驾驶员在一定时期内接单数量较多,会受到网约车平台的奖励。

(11) 黄洁:《涉网约车纠纷责任承担规则怎样定》,载《法制日报》2016 年12 月7日,第005 版。

(12) 驾驶员履行网约车平台指派职务的运营期限,应当考虑到驾驶员结束网约车订单后仍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如乘客下车过程中可能引发的一系列侵权行为,将运营期限截止到乘客成功远离网约车的控制范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3) 若用人单位若对工伤的造成存在重大过错的,这种情况下,在享受了工伤保险后,用人单位仍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4) 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页、第261页。
来源:全国法院系统第二十九届学术讨论会北京市优秀奖
责任编辑:卢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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